理解中美金融关系之二是“债权人逻辑”下的双重供养。我们先简要理解一下双重供养的含义，也就是中国为美元体系提供了美债和消费品，“货币货币、货在中国、币在美国”，中国质优价廉的商品供应极大地稳定了美国的通胀率。

理解中美金融关系之三是中美金融紧密依存关系，这里指代中美金融关系（中美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其主要特征是双边“资本依存度”在整体上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双边资本流动在结构和收益上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双边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收益率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以及双边资本循环对两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也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

美元体系的事实特征不容忽视。美元体系的“债务人逻辑”表明，基于债权国的国际金融规则即“债权国逻辑”开始向“债务人逻辑”转变，美国正从一个“世界银行家”转变成一个“风险资本家”。新冠疫情背景下金融市场动荡，离岸美元紧缺，出现“美元荒”。除结算、交易、储备功能外的第四种功能，以美债为主的全球安全资产赋予了美元的避险功能。同时，以GAFAT为代表的高科技公司成为美国股市牛市的主流，吸引全球资金流入美国。以下这几张图也展示出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另一需要提及的便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事实特征，在全球主要货币外汇储备占比以及主要货币比重排名可见人民币国际化任重道远。为此，我国开始研发数字货币，以期待通过数字货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弯道超车的机会。最后需要提及的事实特征是全球安全资产收益率较低，主要发达国家的国债（公债）收益率超低甚至出现负数。

超低利率发展标志性事件下我需要重点详述的是2012年，丹麦央行为应付持续恶化的经济颓势，首次推出负利率贷款，更是宣布了全球超低利率（负利率）时期的到来，人类社会“从此进入了一片未知领域”。超低利率主要表现在货币金融领域中的长期超低利率现象，实则只是实体经济长期衰退的金融表征。在诸多导致自然利率趋降的实体经济因素中，人口结构恶化和技术进步趋缓是主因。经济“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正逐步改变着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操作范式，以及金融周期的影响。因此延伸至安全资产的特征与美元安全资产，安全资产首先应当具有稳定的价值，需要具备信息不敏感性，即使在金融危机时期也无需担心安全资产的交易问题，同时安全资产安全也具有内生性，安全与否取决于投资者的信念，与一个国家的绝对财政余额无关，而取决于该国与其他国家的相对财政盈余。

为此，进一步延展至美元过度特权与美债的风险与收益。美元过度特权定义为美国外部资产相对外部负债的超额收益，一直以来关于美元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的解释主要有两种观点：基于风险共担机制的解释和基于流动性视角的解释。部分学者基于风险共担机制认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充当了保险提供商。Chen（2020）提出从流动性视角分析美元过度特权，美国在国际金融市场扮演流动性供应商，收取的流动性服务费就是美元的过度特权。便利收益率（Convenience Yield）能够反映美元过度特权为美国带来了流动性溢价，且便利收益率越高美元越强势；危机时期安全资产的需求增加，美元安全资产因流动性较强而具有更高的价值。在对称金融冲击下，尽管便利收益率上升，但世界其它地区仍从美国购买更多安全资产，从而引起美元升值，这进一步有利于美国以较低价格从世界其它地区购买更多股票从而获利。

近些看来，在超低利率背景下出现了美债短缺与美元困局。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在贸易与金融领域不断深化，全球对安全资产的需求不断上升，而美国则是全球安全资产近乎“垄断”的提供者。对美元安全资产的强烈需求使得美国金融机构或美国政府能以极低的利率发行大量债务，而这种“过度的特权”刺激了美国金融机构信用扩张和银行体系的高杠杆，过度的信用扩张与高杠杆正是金融危机的根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过度的特权”削弱了美国金融体系的约束，加剧了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另外，全球金融体系已经形成了一个以美元为基石的复杂网络，任何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大危机都将阻碍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导致国家内部矛盾的激化，助长民粹主义政治，逆全球化的势力将更加难以阻挡。由此可见，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而非激进的进程。

安全资产短缺致使安全资产价格高企，这拉低了自然安全利率——即充分就业所需的短期实际利率。当出现利率零下限约束（Zero Lower Bound，ZLB）时，那么实际利率也难以下降。安全资产的持续短缺致使实际利率不能充分下降，导致经济收缩，由此形成安全陷阱（Safety Trap）。

基于纸质货币和数字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发展趋势和基于传统货币和数字货币的支付体系运行特征，都展示出数字货币的优越性和未来可行性。通过对Libra与其他主流数字货币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揭示出Libra的本质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数字超主权货币”。

国际典型数字货币实践和数字货币新型竞争路径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不容忽视，相关实践和竞争路径皆为我国发行数字货币提供了借鉴。因而回到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CBDC，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CBDC如何发行、回笼与转移。此外，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还有数字货币的背景，以及中国货币伙伴网络和新兴大国货币国际化路径。

人民币国际化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模式是人民币国际化在美元体系中发挥作用，出现一超两强（即美元一超，欧元、人民币两强）模式；另一模式是人民币国际化挑战美元体系，具体如下：“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模式、“碳交易+人民币”弯道超车模式、自贸区与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双重发展模式、数字货币兴起下从跨境支付开始挑战美元体系模式。另外我们重点关心的问题是“碳交易”——“人民币结算”，在建立健全碳市场体系下，实现弯道超车，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我们进一步提出人民币国际化的要点：第一是制度与伙伴的重要性。人民币欲崛起为全球货币舞台上的主要币种，除了需要相关经济条件之外，还需要通过政府外交力量争取更多的货币合作伙伴和创建支持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国际制度体系。第二是促进金融发展。金融发展的差异性是美国债券全球安全资产的原因，金融市场的广度与深度、改变重外不重内状态，双循环国家战略适逢其时。第三是有序发展数字货币，如湾区币、“一带一路币”、大宗商品+数字人民币、数字货币区（Digital Currency Area，DCA）。最后一点便是拓宽优质抵押品与提供安全资产。发展中国家经济内部的关键“悖论”，即在这些国家，相对充裕的资产与绝对贫乏的资本长期并存，因此，产权等改革至关重要。